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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礼赞大师|沈志远:忠于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沈志远是中国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先行者,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卓越流传者。

1958年,沈(衡山)钧儒老先生来沪,约见沈志远和徐铸成二人。据徐铸成回忆,那次会晤时,老先生真挚地对沈志远说:“我最初学马列主义,都是从你的书里学的,你是我的先生。不要泄气丧志,应该在磨练中振作起来,你未来仍然是我的先生。”

幼年沈志远接受的是私塾教育,1913年他赴杭州修业,就读于浙江省立一中。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在学生队伍中振臂疾呼的沈志远却因此被校方“劝告退学”。那一年,沈志远17岁。

不久,他考取上海交通大学附中。结业后到绍兴任初中英语西席。两年后,转松江景贤女中执教,教务长是中共早期党员侯绍裘。几经辗转,他又回到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附中任教务处副主任,出任教务长的是陈望道。此间,沈志远受到了《新青年》《觉悟》《向导》等提高刊物的影响,参加了“五卅”运动,并于1925年上半年经侯绍裘先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受中共组织派遣,沈志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1929年6月,他又以优异的成就考取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其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译处编译,并参加了《列宁选集》第六卷集的中文版翻译事情,现场聆听过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讲述。

正如其三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天下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所说的那样:“面临积弱积贫的中国国情,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伟大爱国运动中。追求真理的沈志远自然投身到这一伟大爱国运动之中,而且试图寻找拯救中国的理论,在那时种种思潮异彩纷呈情境下,沈志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之路。”

1931年12月,竣事了整整五年的留苏学习和事情,沈志远回到了祖国,历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中央文委委员和社会科学家同盟委员、常委。

一场伤寒病后,1933年夏,沈志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即便云云,今后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追求真理、阐释真理和流传真理的武器,也从未住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学、哲学书籍和文章的写作和翻译事情。在沈志远的所有著作、译著当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作品险些各占了一半。以是,有学者称“他是一位‘全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1932年,沈志远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与辩证法》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书。作者多角度叙述了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熟悉天下、革新天下的熟悉论和方式论,是革命的逻辑,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也恰恰是沈志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指导思想。序言中,他如是说:“现代哲学不是其余,恰恰就是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论。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底宇宙观。”

1936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书了沈志远翻译的苏联米丁院士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下册于1938年7月出书)。苏联曾多次实验编写一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教科书,都没有乐成,最后,米丁院士的这本教科书被斯大林定为苏联党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沈志远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在中国的流传做出了主要的孝敬。抗战时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罗瑞卿曾写道:“读几本哲学书,凭据我小我私家的履历,首推沈志远所译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照通俗易读容易懂。”(《关于军队中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刊于《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2月第2期)。全书72万字,分为上册《辩证法唯物论》和下册《历史唯物论》。今后的20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上册再版了18次,下册再版了13次。为了避开国民党政府的书刊审查,该书出书时译者名时而泛起的是沈志远,时而泛起的是笔名“王剑秋”。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主编的《毛泽东的念书生涯》(中央文献出书社2003年版,初版为1986年)中先容了毛主席在延安时最爱读、批注最多的五本哲学书中,其中两本即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沈志远译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的联系”,“例如,毛泽东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中提取和复述了这一句话:‘熟悉物质,就是熟悉物质的运动形式。’这示意他注意到这个看法,这句话厥后也写进了 《矛盾论》里了。”(见该书第70页,另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书社1988年版,第166页)

上世纪30年代,空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天下。西方有些经济学家贪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把苏联的设计方式移植到资本主义系统当中去,以拯救资本主义。海内亦有学人拥护此看法。1933年,沈志远的《设计经济学纲要》应时而生。书中,针对改良主义看法,沈志远明确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设计经济才有实现的可能”,并系统地叙述了设计经济得以执行的前提条件。

科学与其普及一定相连,否则,科学就会失去作用的基础。经济学同样云云。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海内学人翻译出书了一批先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但内容大多不够准确完整,文字艰涩,有的甚至标点符号也没有。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李平心(笔名邵翰齐)曾写道:“单是拉比多斯、奥斯托维柴诺夫合著的政治经济学据我所知道的,就有三个译本——不外适合初学者贴切现实的经济学书籍依旧很缺。河上肇的经济学纲要(陈豹隐译)编得虽然很天真紧凑,解说得相当明了,但新学究的课本的气息仍太浓重了些,对于现实的经济事项和最新的经济组织差不多没有叙论到。种种的Kalpital(资本论)缩编虽然对于初学者很有用,然而很少节编得够味的,新的天下经济情态固然也关涉不到。至于波哥唐诺夫的经济科学纲要(也有两个译本)之类简直很成问题了,给初学者读是不相宜的。”

于是,为了“提供一本有利于一样平常的经济学的学习者的书”(李平心语),1934年5月北平经济学社出书了沈志远著《新经济学纲要》。在这本专著中,沈志远用白话文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融合在了一起,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系统,更为完整、更为准确地先容给中国读者,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生、生长以及一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纪律。这是一本易学易懂的大学教科书,辅助许多提高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据不完全统计,沈志远对此书不停修改,从1934年到1954年再版了18次。上海市社联原主席罗竹风曾写道“我买过这本书,而且认真读过,以为在经济学方面的启蒙作用,相当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的《民众哲学》,不外更有系统、更有深度而已。”

李平心说《新经济学纲要》是“普及课本”,罗竹风说这本书发挥了主要的“启蒙作用”,由于它所影响到的人并不局限于经济学界,文艺事情者、自然科学家、武士、青年学生等等均在此列。于是,其深入浅出的水平可以想见。

著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曾写道:“我熟悉沈志远,最早是通过他的著名专著和译著《新经济学纲要》《黑格尔与辩证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这几本书在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心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群言》2002年第12期)

程步高是左翼影戏事情者,明星公司第一部左翼影戏《狂流》就是他导演的。上海影戏制片厂原编剧沈寂回忆早年造访程步高时的情景,曾写道:“那时,他天天手中都拿着一本沈志远的《新经济学纲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看到我,架子照样对照大的。我便对他说:‘我看过您导演的许多影片。’他听了,朝我看看,便问我来干啥?我说我是来写剧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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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程步高,《文学报》原总编辑柳无垠也曾抱着一本《新经济学纲要》爱不释手,“1944年,在山城永安,我啃过两本大书:一本是《新哲学纲要》,著者是谁,遗忘了;一本是《新经济学纲要》,著者就是沈志远。说是‘啃’,由于我文化不高,这样的理论著作,读起来很费劲,简直同啃吃煮得不很烂的肉骨头一样平常。以是一部大书,事实‘啃’到了若干,着实很难说。名词和观点倒记得不少,如:商品生产、剩余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价值纪律……等等,至今都没有遗忘。啃完《新经济学纲要》,我对著者沈志远钦佩得了不得。他的名字,也就深印在我脑子里了”。

八年后,柳无垠从军队转业,来到上海华东人民出书社事情。1953年,华东局在现在上海社科院的地方开办了一个马列主义夜大学,“出书社向导知道我没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就让我去上夜大学,读的是政治经济学。没想到,给我们授课的竟是我心仪已久的沈志远先生”。

“我们固然需要一部内容通俗连系现实兼论新旧经济组织的新经济学书籍”,对于沈著《新经济学纲要》,李平心也并没有吝惜溢美之词,而《新经济学纲要》,“我以为是相当能知足这种需求的”。这位历史学家甚至不惜用“荒原里的一株冷艳的山花”作比,来形容这样一部经济学教科书及它降生之初周遭的情形。

1936年沈志远在上海参加了“救国会”的确立事情。同年8月,受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任经济系主任的李达之邀,沈志远到该系任教授。卢沟桥事情后,沈志远转赴西北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国民党教育部于1938年底解聘了沈志远、曹靖华等八位提高教授后,沈志远前往重庆,在邹韬奋主理的生涯书店任副总编,并主编《生涯书店》大型理论季刊《理论与现实》。

1940年10月,“皖南事情”后,经周恩来的放置,沈志远与一批文化界提高人士疏散至香港。在港时代,他介入复刊后的《民众生涯》周刊的编辑事情,与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等九人在《民众生涯》新四号上揭晓了《我们对国是的态度和主张》,训斥国民党政府匹敌日提高力量的糟蹋,提出抗日的九条主张。

1941年底珍珠港事宜后,日军进攻香港。在周恩来的放置下,沈志远与在港的提高人士在东江游击队的辅助下回到重庆,继续从事著述。1944年9月,经沈钧儒、马哲民先容,沈志远以救国会成员身份加入了民盟。

1946年7月经组织放置,沈志远从上海前往香港。除担任民盟事情和主编《理论与现实》外,还在达德学院任经济系主任兼教授。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举行,通过了《三中全会宣言》等文件,标志着民盟摒弃了 “中心门路”,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要,否决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沈志远成为沈钧儒的得力助手。据千家驹回忆,《三中全会宣言》是沈志远起草的。

新中国确立前夕,沈志远从香港回到北平,成为第一届天下政协委员,并成为《共同纲要》起草小组成员,担任该小组组长的正是周恩来总理。《共同纲要》在我国宪法制订以前,起暂且宪法作用。

从事政治活动多年,沈志远却从不失书生本色。

在出书人尚丁的影象中,沈志远的容貌从来都是暖暖的,“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并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在少数人聚会时,他兴之所至,会唱一段京戏助兴。而他的文章,流通生动,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一笔俊秀逸致的字,一格一字,一丝不苟。作为一个编辑,读这样的文稿,爽心悦目,无异于一种职业享受”。

解放初期,沈志远在北京事情,任出书总署编译局局长。百忙之中,仍为《展望》的“讲座”专栏写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专稿,连载了14期。稿件由北京寄出,从不拖期。

厥后在担任展望社社长时代,沈志远不问展望社取一分酬劳,还自动将其在展望社出书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的稿酬降低一半。

1955年,中国科学院确立四个学部,沈志远当选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成了上海唯一当选学部委员的经济学家。

1956年,为了迎接经济建设热潮和向科学进军,中央决定在经济最蓬勃的华东地区的上海,确立“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那时上海社科院还未确立),任命沈志远为该所的筹备主任(1957年4月至1958年3月)。沈志远为筹建该所和建立《学术月刊》做了大量的事情。

想当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室大咖云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袁恩桢却专门用 “更为着名”来形容沈志远,“他是中国最早先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30年代写过一本《新经济学纲要》,蜚声解放区和‘蒋管区’,在整个中国都相当着名”。那时研究室里的学研模式是师父带徒弟,袁恩桢的师父正是沈志远。

1965年1月26日,沈志远心肌梗塞病发突然辞世,留下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等几篇遗稿,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概说》便成了那部写下13万字而未完成的最后著作,该作品或该是我国经济学界第一本系统地叙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专著。

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曾经写道:“志远同志在党的关切和哺育下发展,既是一位人民的哲学家,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理论联系实践,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繁荣富强,努力流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是一位优异的启蒙运动家。他的一生给我们经济学界留下了深深的足印。”(《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

回首大师的一生,正如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在沈志远逝世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谈话时所讲的那样:“沈志远同志是一个为流传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孝敬的经济学家。在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主要转折关头,他努力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的著述和翻译,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辅助很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都是坚定不移的,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并以流传这个真理为己任。回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长的历史,我们忘不了包罗沈志远在内的为流传马克思主义而竭心全力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

作者:刘迪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琪

泉源:文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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